“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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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



这部小说是献给我们早逝的母亲和我们那位伟大的父亲的。

我真心觉得对不起我的母亲。因为,我也算写了不少小说的人了,然而,我真的从来没有直接以母亲为主人公写过一篇小说。我不知道如何刻划这位伟大的女性,我知道,我不管以什么样的笔墨去描写她,都会可能造成对她的亵渎与伤害。

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写作母亲的原因。

我曾经阅读过很多以母亲为题材的和品。读完之后,我只能佩服作者的是,他也真敢写。

我不敢写。

虽然,在这本书里,我不可避免地要写到母亲。然而,我要告诉你,我仍然刻意地回避,实在无法回避,我才会努力以客观的笔墨,书写这位生我养我的伟大女性。

父亲不一样,父亲是个男人。是男人,就得能扛事儿。能扛事儿,也包括一个同样是男人的儿子对他的一切评说——遑论只是对他的如实描写了。



我一直对小说有着特别的梦想,也可以说,有着特别的野心。但我的小说写作计划,一拖延再拖延,都老大一把年纪了,小说还是没有写出什么名堂来。

现在动笔写的这一篇,差不多是在走很多小说家都曾走似乎也必然要走的一条路子,那就是家族叙事。当然,青春叙事,也是必须拿起来的。似乎这篇写父亲的作品里,必然会有两代人甚至几代的青春叙事。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篇小说,我其实早就想写了。十几年来,我一直被这篇一直在构思中的小说折磨着。可是,就是在十几年前,在我想动笔的时候,突然发现著名作家东西竟然也有一篇这样的小说,听说还拍成了电影。我心想,完了,人家都写了,你还写什么写?及至在与东西对话读到他的这篇小说时,心里又一次格登了一下,天啦,这还让不让人过日子呢?题材也有很多撞车了。

因而,这次阅读东西的《我们的父亲》构成了我阅读史上唯一的一次灾难。十几年来,我认真做着的一件事,便是努力忘掉东西的这一篇小说,忘得干干净净,忘得干脆彻底。但你肯定知道,对我这种有着极好记性的家伙,忘掉一篇认真阅读过的小说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何况,我还是因为要与他对话才进行的阅读,是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的阅读。这一来,从记忆中剥离它,就成了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但是,我得说一句,《我们的父亲》,你其实不必看作是家族叙事。对我而言,我觉得一个作家有必要时时提醒活在当下的人们,不要忘了我们所从何来,这样,我们才能解决一个我们将所向何去的问题。好的小说,一定是要让人进行思考的,思考自己,思考我们的传承,思考当下,思考历史。

因而,我在这部小说里,将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过去也就我们的历史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敢说,我们过去处理得是极为草率甚至极为粗暴的。



你很快会发现,《我们的父亲》中,叙事主人公成了一个麻烦的事。它成了一个纠缠读者的大问题。当然,它首先是纠缠我的大问题。“我们”是谁?为什么是“我们”成了一个叙事主人公呢?

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写作史上的突围。我想试试,我想找到“我们”在哪里,我们又有着怎样的视角。

这是我的一次尝试,也是一次自我挑战。

“我们”是谁?既然是“我们”,那么,“我们”就肯定必须长着好几双眼睛。至少,是四双眼睛。这一来,前后左右,便全能看个彻底了。于是,“我们”便比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更能烛照幽微。

这是我这十几年来思考的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啦!既然“我们”有着四双眼睛,你还能往哪里逃?

你无处可逃。

想起来了,我一直就是在书写着人的无处可逃的宿命。这是我的很多朋友在读过我的小说之后发现的。

这难道就是我的小说关键词?

还有一点,我必须要说,这次,我是太大胆了,不但让我们有了四双眼睛,而且还有了不同年代人的四双眼睛。这里的两个叙事者出生于1950年代,另两个出身于1960年代。这种年代与历史纷乱的叙事视角,是不是值得你期待呢?

然而,“我们”又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因为“我们是谁”是无法说清的,因而,“我们”也就必然遭遇叩问。以遭遇叩问的身份,写出人的无处可逃,是不是也就大可怀疑呢?

同样值得怀疑与叩问的是,“我们”在哪里?也就是说,这四双眼睛,在哪里看取我们的生活呢?

更要命的是,这四双眼睛,其实是分裂的。这里有两层意思:从时代上,是分裂的;从情感上、从心路历程上,也都是分裂的。只不过在叙事过程中,我把这四双眼睛捏合到一起了,但对读者来说,这就非常麻烦。高明的读者,或者,喜欢叙事技巧的读者,他需要看出某一个叙事片断,究竟是谁在说话,同时需要梳理出这样的叙事视角中,发生着什么,经历着什么。

虽然同一件事,我想,你肯定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这篇小说,将会写出同样的事情,但对这四个叙述者而言,却是不同的经历。这样的话,可能有点绕,但是,我相信,你肯定是能听得懂的。

直言之吧,是因为,每一双眼睛都与其他眼睛不一样;同一件事,都能看出三四种不同的样子来。

甚至七八种不同的样子。

因为,在写作进入到后期,我不得不再次修改了一下“我们”的视角,它至少属于八个人:

方家弟兄四人;

方家四弟兄们的妻子们。

因为,“父亲”也是这些女人的“父亲”。

这个可能是给读者更为艰难的考量。虽然,对作者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我是把麻烦惹大了,这完全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八双眼睛罩着,你还能逃到哪里?

有时候,我就担心,忧愁:我哪有这样的本领来写呢?

八双眼睛,八张嘴巴。看什么,写什么,肯定得把你绕进去。

所以,说到这里,我想说的是,假如你真的没有耐心读下去了,那就放弃。因为,我的写作,实实在在地讲,也不是为读者写的。我写给我自己的。我以自己的心血文字,构筑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你如果无法进入,那也只能说明,我们没有缘分。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谁也没有办法帮到你。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谁可以帮助谁。



这部作品,还牵涉到一个时态的问题。

因为书中写到的我们的父亲突然失踪这件事,关涉着过去,指向着当下。所以,在写作中,我不得不被时态的问题纠缠着。我所写的每一章,又必须要是关涉着过去同时又兼顾着当下的。

我于是不得不写了又改,改了又写。

这些其实都是小说修辞的事。

真正的还在于意义,在于写了什么。

在这本书里,我将写到抛弃与背叛,写到疏离与诀别,写到疼痛。

写到原生态家庭中的亲情、温情。不可避免地,我也将会写到原生态家庭中的暴力与冷暴力。

我不会时髦地说这是亲人间的相爱相杀。可能,这里没有相爱,可能,这里也没有相杀。

造化将这几个人捏合在一个家庭里,但是,造化做完了这样的工作之后,就走人了,他将这几个人留在这样一个奇特的空间里,自己放风去了,或者,到别处再去造化弄人去了。而留在这里与当下的几个人,则无情的开始进行同一血脉里的生存、生长……

这里还要有一个意义的话题。你要让你的作品有意义,有过去的意义,也有着当下的意义。而这个意义,可能恰恰是无意义。

你看见过小说的无意义叙事吗?

如果没有,我这里帮助你建构起小说的无意义叙事。

无意义,不是空白,不是冷漠。是什么呢?我说不清楚。

我说不清楚的事,我就不会再去叙说。我只用我的作品进行着无意义的乃至冗赘的叙事。

当然,所有的小说都会涉及到意义,都会有意义指向。但我突然发现,关于“意义”这一文学母题,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里的悖论,实在让人唏嘘不已。不是吗?人生,很多时候都是在寻找意义,其本身是很徒劳也是很荒诞的。

我很想在这篇作品里好好地进行一次选材,选一些体面的、文学性强的材料,甚至能够够得着经典的意义层面的材料。

但最后,我失望地发现,经典的问题,也大可值得怀疑。

生活中的事,既不会听你的安排;而你设计出来的文学情节,又定然与生活搭不上边。

我们无法考究生活的意义。因而,也就无法考究生活中那些发生的偶然的必然的或既非偶然也非必然的事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譬如,我书中写到了老二的发疯,老二的羊角疯,老二的车祸,这些有意义吗?我无法考究出它们的意义,但我觉得,我得写下来,写下事情本身。事情本身它就这样发生了,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这是事情的全部意义所在。它们就这样找着了老二这个人,并让所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你可以说,老二你可以设计成另一种人生格局。但亲爱的,你告诉我,这样的人生格局,为什么又不可以呢?它既然可以在生活真实地发生,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文学中真实地再现呢?

所以,我再一次觉得传统的现实主义,有着大可值得怀疑的地方。

说到这里,我突然发现,我本来是想写“我们的父亲”的,但不知不觉,我竟然将所有出场的人都写成了主角。

是啊,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又有谁甘心只做配角呢?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都是主角。

“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在这里了。

“我们”在这里,但我们可曾想过我们之外的父亲、母亲、抑或他人?



这次写作《我们的父亲》,我还必须告诉大家,这次,我把电脑给甩了。我一直激情洋溢地在纸上书写。我突然发现,我像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一样,俯瞰着沙盘,作战区域尽收眼底。

我俯伏在时间的沙盘上,往日里所发生的事,枝枝叶叶,曲曲弯弯,全在眼里。我完全不是在写作,是过去生活的点点滴滴,不假思索地朝我笔下奔涌。我第一次感觉到写作原来可以这样。而过去所有文学训练中所积累的心得啊、感悟啊什么的,似乎全然使不上劲来。我得告诉你,在我写作这本书时,我将《书香门第》的写作暂时停止了。那是写爷爷——父亲——儿子三代人的,是在审视三个时代,一个是毁灭的时代,接着是抛弃的时代,最后是回归的时代。多么好的线索安排啊!但是,在这本书里,这样的线索,我让它先到一旁凉快了。

这次写作,我完全听随笔墨的使唤,信笔写来。如果必须要写出另一个段落,我就拿出另一个本子,继续写下去。作战方案,战争状态,也差不多是这样。完全可以在这场战役打响的时候,另一个区域,另一群人,又在开始另一场战争。弹药,多得很;时间充裕得很。我完全是在打一场毫无准备又准备得非常充分的战争。我所向披靡,我无坚不摧。

现在已经进入高温时期,盛夏已经来临。我的这本书,也随着盛夏的到来而搭建起了庞大舞台。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作家也有一代作家的书写。前些日子看莫言先生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我突然发现,我们六零后的作家是也能写出莫言笔下的那个时代的。但是不是能写出切肤之感与历史的疼痛,就很难说了。但是,一个诚实的作家,会穿透几个时代的迷障,能够看得见真实的东西。

所以,我确信,我在写一个真实的小说。

真实,某种意义上讲,是让人害怕的。而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又不可能完全客观地记录下一个时代。我们所演绎的,永远是在以写作当下的视角看到的那个时代;我们能写下的永远是我们所经历所体验的世界。纵使我们书写历史小说,我们也只是以当下的历史观去演绎历史的故事。

而我们的历史观,受限我们对一个历史的观察与思考,虽然,我们的写作直觉支配着我们的写作,会洞穿历史的秘密,但我们自己的局限,则会被阅读者抓住。

我们永远无法达成经典。完成经典的任务,是读者们的事,而不是作家们的事。

而我们本身的局限如果狐狸的尾巴一样,是藏不住的。这是每个作家的宿命,也是每个作家的局限。

无法改变。



我还想说两句:

有句话,我终于信了,长篇小说,是属于身体的,甚至是属于骨血的。

第二句话:文学在任何时候,其厚度与重量,都远逊于生活的厚度与重量。与生活相比,文学永远是苍白的,我们的语言握不住生活的那份苍凉与粗砺。

这是作家的宿命。

这也是小说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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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辅仁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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