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并不是经由福克纳、马尔克斯走向文学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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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的写作，其实呈现的就是小说家的感觉方式。

莫言的感觉方式有着深厚的地域性和民间渊源。这是我们走向莫言小说世界的主要路径，也是莫言营造“高密东北乡”的主要路径。

而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对莫言给出的获奖理由是“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委员会表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这样的评价，应该说，是可以全面解读与评价莫言的。

但很多人对此却有误解与误读，认为莫言是经由威廉·福克纳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走向文学世界的。很少人有人意识到，授奖词中的“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其实才是对莫言文学意义的准确判断。

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晓明在其论述先锋文学作家作品的全景式著作《无边的挑战》中，将像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叶兆言、北村这样的作家进行了归纳，认为他们每一个人的身后都站在一个国外的大师，例如卡夫卡、艾略特、乔伊斯、马尔克斯、黑塞、罗伯·格里耶、西蒙、品钦、博尔赫斯、卡彭铁尔。甚至到新生代作家群这里，每一个作家也都寻找了一个国外的偶像安排在自己的身后，然后，这些作家以哈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实现“弑父式”的文学嬗变与超越。也就是说，这些作家的出发点恰恰是在域外。在这本书里，莫言是被当作“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进入陈晓明的评论视域的，且也只是一笔带过——但这一判断，笔者非常认同，因为，他指出了莫言的文学之根其实正是在莫言所钟情的那片故土。事实上，莫言的所有作品，都没有离开他的“高密东北乡”。也就是说，莫言的身后有没有一位域外的大师，我们可能要给予审慎的判断。这样，我们也才能对莫言进行正确有解读。

莫言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发表于1981年。其后，1980年代的几篇重要作品的发表情况是：《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于1985年，（此两篇，研究过莫言的人都知道，是在莫言接触两位大师之前的创作。）《红高粱》发表于1986年。仅从莫言出道之初就表现出来的成熟的风格而言，我们显然可以判断，莫言的文学营养如果有域外的魔幻现实主义和令人联想到的福克纳，也一定还会有其他更为丰厚的东西。

当然，威廉·福克纳显然给了莫言非常大的影响，2000年3月莫言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的演讲《福克纳大叔，你好吗》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莫言文学世界中的最初的营养是“邻村一个石匠家里有一套带插图的《封神演义》”。其次，从口头文学上看，正如莫言自己所讲的，“蒲松龄是根本的影响,是伴随着我的成长所产生的影响。童年时期我就听到了很多和蒲松龄笔下的故事完全一样的故事。……是蒲松龄的小说在前,被我们村子里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流传了下来呢,还是这个故事在前,被蒲松龄记录了下来呢?这个答案也许永远不会有。我想也许两种情况都存在：一种情况是,很多乡村知识分子读了《聊斋志异》,然后又通过他们的口还原成乡村故事,继续往下流传,而且(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另外一种情况是,蒲松龄当年确实听到了这类故事,然后改写成他的小说。在我没有走上文学道路之前,已经接触了这些故事,接受了这样一些影响。其中有很多是蒲松龄的小说中没有写过的。我也替蒲松龄遗憾,如果他当年听到这些故事的话,肯定会改写到他的小说中去的。”（见《“高密东北乡”我创造的文学王国——莫言谈文学创作》。2012年1月26日,青岛大学文学院教师刘琛博士和美国学生Willem　Morthworth联合访谈莫言）

所以，魔幻的源头，也就是所谓的“出发点”，其实在《封神演义》和蒲松龄这里。完全是中国式的东西。

莫言在谈创作《透明的红萝卜》时，说作品中的那个桥洞，说起过“青少年记忆带有幻觉性”的话题，也可以佐证我们的判断。当然，1984年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就读文学系的莫言，开始大量接触西方文学，西方文学没有对他产生影响，也是绝不可能的。但是，就像莫言自己所说，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他一直没有看完，《百年孤独》，大可不必将现当代作家中这方面的元素来源归于拉美文学。

值得注意的还有，由中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组成推选委员会选出中国50位50岁以下最优秀的作家，每位入选作家各自推荐一篇自己最满意的中篇（或短篇）小说的“孤篇自荐”丛书2001年由台海出版社出版。在《透明的红萝卜》这里，莫言给出的理由中提到：“《透明的红萝卜》是我在没有任何文学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受一个辉煌而美丽的梦境的启发，结合着童年时期的一段经历写成的。”（见《残忍》。2001年3月台海出版社）这里给出的暗示信息是：当时走向创作的莫言，并没有任何文学理论上的积累，虽然这篇小说发表是在1985年，但实际写上则要提前许多。且这篇小说，已经具有了我们此后看到的莫言作品的成熟的风格。作为莫言的第一篇中篇小说，有如此的成就委实难能，它实现了对当时“伤痕文学”的超越，也非常有别于同时活跃在文坛上像李存葆这样的作家（巧合的是，他们都是军旅作家）所写出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

其实，莫言与中国当代很多有着丰富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学养的作家们（这一类作家，我们不妨戏称为“转基因作家”） 不同，莫言往往由着自己的性子写，风格自然、野性。这就让我们想到，像《喧哗与骚动》这样的可能给予莫言以影响的作品，其实，现在看来，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叙事策略影响了莫言，而是尊重写作本身，尊重了作品中主人公的感觉，深刻地影响了莫言。《喧哗与骚动》一向被认为是意识流的杰作，《喧哗与骚动》对莫言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我们不妨看一看莫言自己的说法， 2000年3月莫言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的演讲《福克纳大叔，你好吗》里说：“我必须坦率地承认，至今我也没把福克纳那本《喧哗与骚动》读完……”但莫言承认，福克纳是他的导师，莫言说：福克纳“这个美国老头许多不合时宜的行为我感到十分理解”、“我欣赏的是他那种讲述故事的语气和态度”。如果福克纳还影响了莫言，那必然是关于福克纳书写家乡邮票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系列，影响并促使莫言有了书写“高密东北乡”系列的野心。但是，从《白狗秋千架》这里开始，用莫言自己的话说，就写下并发明了“高密东北乡”，只不过，遇上福克纳大叔后，莫言更确证了这份文学的信心。

所以，如果说莫言受福克纳影响，而福克纳本人在写作《喧哗与骚动》时，用典出自于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人生是一个白痴所讲的一个故事，充满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表述：文学遗产，其实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财富，作用于所有的写作者。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都是莎士比亚的孩子。细细思量一下，西方自人文主义复兴以来，莎士比亚的影响力，谁又可以否认呢？哈罗德·布鲁姆说：“莎士比亚为我们创造了心智和精神，我们只是姗姗来迟的追随者。”“他为我们所有人思考了所有的问题——听起来怪让人不好意思的。”

所以，论定莫言的文学路径，就必须给出对诺奖文学评委授奖词的正确解读，才能真正理解莫言的意义。

美国评论家托马斯·英奇的一句话说得非常到位：“没有福克纳的影响，莫言也会这么写。”（见周罡：《发现故乡与表现自我——莫言访谈》。《精神之旅——当代作家访谈录》陈骏涛主编，2004年12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学史上伟大的撞车事件，其实并不鲜见。真要给出莫言是受两位域外大师的影响的结论，作为一家之言，未尝不可，但面对莫言，还是那句话：千言万语，何若莫言。套用评论家吴义勤在评论《四十一炮》时的话说，莫言，是在用一种“莫言叙述”书写着汉语小说。

莫言的源头还有一个重要方面，莫言坦言，他所受的最早的文学教育就是《苦菜花》、《青春之歌》、《烈火金刚》、《吕梁英雄传》、《三家巷》等所谓“红色经典”。他甚至说：“如果我没有读过《苦菜花》，不知道自己写出来的《红高粱》是什么样子。”

最的，毋庸置疑的是，当代作家群体的努力，催生了莫言能早日获得这样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文学渐趋边缘，物质大潮也已经使文学处于低迷状态，客观上说，文学圈外的人士已经鲜少能对文学作出准确判断与认知。然而，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当代作家们，一如鲁迅所说的“寂寞里奔驰的猛士”，无怨无悔地追求着文学的理想。所以，有人认定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也是对中国作家群体的文学努力的肯定，是非常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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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辅仁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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